畢業於哈佛大學醫學院的美籍華人區永祥,是世界植物基因工程研究領域的佼佼者。
  4年前,他毅然離開美國農業部,放棄高薪職位,全職來到中國開展基因工程研究工作。日前,區永祥接受本報記者獨家專訪時表示,當年因為看到中國發展農業的迫切,於是“想回中國做點事”。今天,對於中國基因工程研究,他建議政府應該加大政策扶持力度,為企業投入該領域的產業研究搭建平臺、創造動力。
  “中國太需要發展農業了”
  區永祥決定回中國,其實沒有“一拍即合”那麼簡單。
  1978年,中國的大門向世界打開。區永祥跟著旅行團從香港入境,看望在廣州的遠房親戚。那是他第一次踏上中國的土地,當時他還是一名美國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的學生。
  1997年,他再一次來到中國進行學術交流時,發現中國有了翻天覆地的變化,“經濟上飛速發展,可學術上依舊沒有太大起色,尤其是科研人才缺口大”。
  這使區永祥第一次萌生了到中國工作的念頭。
  “作為一個發展中的人口大國,我當時覺得中國太需要發展農業了。”雖然7歲就隨父母從香港移民美國,但能說一口流利粵語的區永祥,一直沒忘記根在中國。
  此時,區永祥已是美國農業部的首席研究員,在學界頗有建樹。“如果你要去中國工作,你必須放棄這裡的一切。”美國農業部這樣回覆他。在種種考慮下,區永祥還是決定到中國來。
  政府應為企業自主創新“減壓”
  如今,來中國4年有餘的區永祥負責國家轉基因重大專項課題研究和轉基因生物新品種新一代平臺建設,工作已取得較好進展。但區永祥坦言,目前中國在基因科技研究方面,與美國還有較大差距。
  除了起步晚、高科技研發人才少,明顯差異還有我國在產業(應用)研究方面和科研成果轉化方面的不足。近年來,雖然中國已經有一批中小企業從事生物基因工程藥物研究,但是規模都很小,更不用說農業生物技術領域的產業研究了。
  “究其原因,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基因技術產業研究需要長期、高額投入。”區永祥指出,國內多數企業受成本和經濟效益等因素影響,傾向於關註眼前利益,從事那些短期就能出成效的產業研究,而對於成本高、耗時長、風險大的產業研究,則選擇視而不見。
  另一方面,“國內企業靠廉價勞動力節省生產成本,而美國企業靠高科技研發提高生產效率。這就是我們與他們的差距。”區永祥說,科技創新不能成為企業生存和盈利的首要變量,企業自然動力不足。一旦企業忽視後續研發的再投入,將導致技術積累和技術創新不足,便很可能最終死在忙於“掙錢”的路上。
  “一個辦法是,政府應該發揮搭建平臺的作用,從政策方面為企業創新減壓,為企業創新提供充足的動力。”區永祥說。
  論文發表獎勵辦法須改革
  從國家科技部網站上可以看到,近年來,我國科研經費投入一直保持高速增長。全國研究與試驗發展(R&D)經費從2000年的800多億元,增長至2011年的8000多億元,年均增長逾20%。R&D經費占GDP比重從1%增長到1.84%,居世界第三。同樣名列全球第三的還有中國發明專利授權量,SCI論文數則位居世界第二位。然而,全國重大科技成果從2000年到2009年只增長了17.74%,SCI收錄論文平均引用率僅為5.20次,遠低於世界平均值的10.06次,科技成果轉化率僅為10%,而發達國家是40%。
  數量有了,質量去哪兒了?區永祥認為,改變這一現象,首先要改變現有的論文發表獎勵辦法。
  “隨便發表在一個影響因子很低的學術刊物上,可能就有千元獎金,一些科研人員把這當成了掙錢的路子。”據瞭解,一些高校和科研院所都會對老師發表論文給予獎勵。“一年幾十篇論文發表,少則數萬,多則數百萬元。”
  最為大家所熟知的莫過於SCI引入後的科研評價體系,國內不少高校出台了獎勵政策,明文規定發表一篇SCI論文可拿多少獎金。
  不僅如此,國內大多高校和科研機構皆把SCI論文直接與科研人員職稱評定掛鉤。"SCI"漸漸成了簡歷中的“硬指標”。這項評價標準開始逐步延伸到學生中,一些學校對攻讀理學博士學位的研究生有SCI要求,比如至少須以第一作者在SCI檢索的刊物上發表或錄用學術論文一篇,否則沒有學位論文答辯資格,也不能按期畢業。學生從一入學開始,就背上了沉重的“SCI包袱”。
  南方日報記者 賴競超 周志坤
  實習生 蘭忠偉  (原標題:“我就是想回中國做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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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詠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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